鼎盛时期

辽圣宗在位近五十年，政局稳定，是辽朝的鼎盛时期。这一阶段，辽确立了与北宋南北对峙的地位，国家制度亦渐趋完备。

辽朝建国后，阿保机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已经使契丹传统部族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走向中央集权的官僚制之路还只是刚刚开始。终太祖一朝，契丹政权的部族色彩仍非常浓重。阿保机不意辞世，不仅将开疆拓土的使命留给了后人，在制度建设、改造契丹政权方面，后人面临的任务也相当艰巨。

太宗时期，与燕云十六州入辽同步，此前作为附庸国存在的东丹国被废除，设东京于辽阳，辽朝对其控制区域实施直接统治。这是大契丹国建国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燕云十六州和渤海故地纳入辽朝版图，占了其国土不小比重，这标志着契丹已不再是局限于草原一隅的小政权，而变成了横跨草原与农耕地区的庞大帝国。与此同时，中央权力亦更为深入地渗透到部族中。但另一方面，东京地区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治色彩，而在燕云十六州，原有藩镇体制仍然对中央控制构成巨大的挑战。

天禄元年（947），为了加强中央对契丹部族及燕云藩镇的军事控制，辽世宗创置北、南枢密院。天禄四年（950），世宗置政事省，进一步从藩镇手中夺权。在财政、军事、人事这三个对藩镇来说最重要的方面，其权力都被大大削弱。对唐末以来藩镇问题的解决，契丹大体与中原同步。北、南枢密院及政事省之出现，代表了辽朝北南分治体制之形成。至此，契丹中央才得以真正深入有效地控制燕云十六州。

继世宗朝之后，景宗朝是辽朝枢密院发展的另一个关键时期。南枢密院由“总汉军事”转变为不掌兵而专理民政的中枢机构，北枢密院全面接管南面防务。辽朝北枢密院独掌兵政，兼领部族民，南院不掌兵，惟理州县民的基本格局，初步形成于此时。北南分治的局面，得到进一步深化。此外，东京地区大体褪尽自治色彩，军政归北院，民事归南院，也发生在景宗朝。

圣宗朝则代表了辽朝从部族体制向中央集权官僚制转变的完成。太平五年（1025），“禁天下服用明金及金线绮；国亲当服者，奏而后用”。皇权独尊，表露无遗。

部族首领不再只从本部选授，有告身，有俸禄，有明确任期，完成了向官僚的转变。中央对部族首领的控制与监督空前加强，其职权相应大为削弱，部民亦转变为编户。与此同时，契丹部族的农业化也在持续深入发展。统和十五年，“诏品部旷地令民耕种”，可见其时契丹部族已有部分由传统的游牧转为农耕。为防备西北边疆草原地带的阻卜诸部，辽朝以契丹诸部屯戍西北，这些部族在草原上的生计，以屯田为主，刍牧为辅。圣宗甚至还鼓励部族发展商业。

王朝对州县的控制，亦趋于全面深入。中央频繁派遣专使，巡行地方，“分决诸道滞狱”，“按察诸道守令能否而黜陟之”。开泰元年（1012），“诏诸镇建宣敕楼”。八年，“诏诸道，事无巨细，已断者，每三月一次条奏”。凡此种种，说明州县已被中央牢牢控制在手中。

圣宗朝，契丹汉化也有明显的深入发展，迎来了第一个高峰。萧太后、圣宗均好诗。契丹人中，也出现了一批文学之士。北宋陕州草泽之民魏野，屡辞征召，不求闻达，“为诗精苦，有唐人风”。对于这样一位不算太出名的诗人，居然有契丹使者“言本国得其《草堂集》半帙，愿求全部”。

太后与圣宗的政治理念，也深深打上了儒家的烙印。统和十五年，圣宗出猎，皇太后谆谆告诫曰：“前圣有言：欲不可纵。吾儿为天下主，驰骋田猎，万一有衔橛之变，适遗予忧。其深戒之！”这哪里像在劝诫一位游牧契丹人的君主啊！

在王朝的政令赏罚中，儒家的影响有多方面的体现。孝行得到表彰，妇女被要求恪守儒家伦理。又，五代以降，中原谱牒衰落，嫡庶之分渐趋淡化。而在契丹，却出现了反向的潮流，强调嫡庶之辨。

统和二十七年（1009），太后崩。次年，圣宗伐高丽，萧敌烈谏止，理由有二。其一曰圣宗尚在服丧之期；其二曰国家连年征讨，士卒疲敝，加之年谷不登，疮痍未复。值得注意的是，以丧服未除为由反对出兵的，是一位契丹人。

圣宗时，辽朝疆域“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既拥有广阔的草原，也占领了燕云十六州等一部分定居农业区，开创了北方民族政权一种新的类型。北宋皇帝就感慨说：辽“势所以难制者，有城国，有行国”。与只有“行国”的“古之夷狄”相比，它已经“兼中国之所有”，因此“最为强盛”。

宫廷斗争

辽圣宗之后，其子兴宗耶律宗真、孙道宗耶律洪基依次嗣位，两位皇帝在位时间合计长达七十年。其间，辽朝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又趋激烈。长期的宫廷纷争，一再演变为皇族你死我活的残酷杀戮，严重动摇了辽朝的统治。

圣宗齐天皇后萧氏无子，兴宗乃宫女萧耨斤生，自幼为皇后所养，与齐天感情很好。宗真长大后，对皇后亦侍奉唯谨，萧耨斤对此妒意横生，极为不满。太平十一年（1031），圣宗病故，年仅十六岁的兴宗即位，野心勃勃的萧耨斤凭借生母身份，立即制造了一场从齐天皇后手中夺权的政治阴谋，诬陷皇后与其弟萧浞卜、萧匹敌谋逆，欲废宗真而改立他人。在进行了一系列血淋淋的残酷杀戮之后，齐天被囚禁，萧耨斤则自立为“法天皇太后”，临朝称制，掌握了统治大权。

变故发生之时，兴宗在生母面前为齐天力辩其诬，并强调齐天侍奉圣宗、养育他本人，功在社稷。奈何年幼无助，政权已为法天太后把持，未能挽狂澜于既倒。齐天虽被囚禁，法天仍放心不下，认为有此人在，恐为后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兴宗苦苦哀求，表示齐天“无子而老，虽在，无能为也”26，亦未能阻止生母下毒手。齐天终于次年被杀。

法天猜忌心极重，满朝蕃汉臣僚均信不过，专用自家兄弟出掌要职，甚至连其娘家萧氏的家奴也备受重用。她宠爱幼子耶律重元，企图废黜兴宗，立重元为帝。但重元与其兄感情甚笃，反将法天之密谋告知兴宗。重熙三年（1034），兴宗采取果断措施，先下手为强，发动政变囚禁法天太后，并将其势力一网打尽。

兴宗难以忘怀齐天的养育之恩，亲政后一次出猎，路过齐天坟冢，见其孤处空山，荒秽无比，无影堂（悬挂遗像之灵堂）与洒扫人，极为难过，在坟前哭诉说：“吾早同今日，汝不至于此也。”并下令以皇太后礼改葬齐天。重熙八年（1039），兴宗在国人劝说下，将法天从囚禁处接回，但母子二人始终存在嫌隙。

对于重元，兴宗恩宠有加，立其为皇太弟，许诺“千秋万岁”后传位于他。重元从此日渐骄纵不法。兴宗常与重元以“双陆”（始于三国，盛于唐宋元明的一种棋）博戏，以居民城邑为赌注。兴宗屡屡败北，前前后后已输掉了好几座城。由于惧怕重元，满朝文武都不敢谏诤。一日兴宗、重元再开赌局，一位诙谐机智的伶官罗衣轻上前指着棋局说：“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兴宗才恍然大悟，从此不再进行这一荒唐的游戏。

兴宗晚年，极力提高和加强其子耶律洪基的地位，任命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临终时，遂传位于洪基，并未令重元嗣位。道宗即位甫两日，即下诏复尊重元为皇太叔，免拜不名，后又加天下兵马大元帅，并赐金券。即便如此，重元仍怏怏不乐，图谋叛乱。清宁九年（1063），道宗要到太子山行猎，重元及其子涅鲁古得知这一消息，当即进行了谋反的部署。不料，阴谋尚未付诸实施，即为大臣耶律良发现，告知道宗。由于提早防范，进犯行宫的叛军未能得逞。前后仅一天多时间，叛乱即被平定，涅鲁古死于阵前，重元自杀。

重元死后，道宗立子濬为皇太子。大康元年（1075），道宗诏十八岁的太子总领朝政。这一本为巩固太子地位的举措却意外地造成了权臣耶律乙辛与太子的矛盾，促成了太子之死。

乙辛虽与皇族有疏远的亲缘关系，但出身贫寒。此人自幼狡黠，善于伪装。乙辛在平定重元之乱中有功，深受道宗信任，自此势震朝野，专横跋扈。太子耶律濬奉诏总领朝政，整饬法令制度，处事公正，乙辛的权势受到了威胁和限制。乙辛虽欲中伤太子，苦于一时无机可乘，遂指使太子生母宣懿皇后萧观音的奴婢单登和教坊伶人朱顶鹤诬陷皇后与伶人赵惟一私通。道宗使乙辛及其同党张孝杰共同审理此案，遂以所诬为实，逼迫皇后自杀。然后乙辛又盛称其党萧霞抹的侄女美丽、贤惠，使道宗纳为皇后，为自己的党援。

皇后既死，太子濬忧形于色，乙辛又将打击陷害的矛头指向了太子。大康三年（1077）五月，乙辛指使同党诬告大臣耶律撒剌、萧速撒等八人谋立太子为帝。道宗查无实据，但还是将撒剌、速撒外放，分别出任始平军节度使、上京留守，并将其余六人流放边地。事隔一月，乙辛又指使其同党萧讹都斡出首，诬称：“耶律撒剌等谋害乙辛，欲立皇太子事，臣亦预谋。今不自言，恐事泄连坐。”道宗又使耶律乙辛、张孝杰审理此案，于是囚太子，杀速撒、撒剌等数十人。不久，太子被废为庶人。十一月，乙辛同党杀耶律濬于囚所，以病死上奏。

太子死后，乙辛担心太子之子耶律延禧被立为储嗣，千方百计要加害皇孙。大康五年（1079），道宗出猎，乙辛建议留下延禧，不带其同往。在大臣萧兀纳的一再提醒下，道宗才开始怀疑乙辛，命皇孙同行，后又为其配备了专门护卫。次年，乙辛外放，出知兴中府（今辽宁朝阳）。大康七年（1081），乙辛因向辽朝境外私贩禁物事发，被囚禁。九年（1083），乙辛企图逃往北宋，被发觉，同时又查出他私藏甲兵，遂被处死。

道宗为人“不明无断”，不辨忠奸，使乙辛擅权达十几年之久，皇后、太子先后被诬致死，造成了导致辽朝国势衰颓的一大悲剧。

辽朝的灭亡

辽朝疆域极为辽阔，东至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脉，北近贝加尔湖，南据华北北部，其统治重心则在版图东南部的辽河流域。辽虽疆域广阔，然以草原、荒漠为主，农耕区域主要在辽境东部和南部。农耕区域的居民，主要是汉人及渤海遗民靺鞨人，漠北则生活着诸多游牧部族。此外，东北广大的森林地区，为亦农亦猎的部族所占据。

漠北、东北少数民族部落虽然很早就臣服于辽，但辽对它们的统治并不稳固，仍属羁縻性质，“朝贡无常，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助军众寡，各从其便，无常额”。道宗时，漠北诸部鞑靼在磨古斯领导下起兵反辽，辽调集重兵竭尽全力围剿，历时九年才将其镇压。而东北的女真以完颜部为首形成部落联盟，逐渐壮大，也对辽形成威胁。

道宗死后，其孙延禧即位，群臣上尊号曰“天祚皇帝”。此时辽的统治危机已十分严重，统治集团内部继续争斗，政治日益腐败，汉人、渤海人聚居地区都出现动乱。而女真崛起后与辽朝冲突的尖锐化，最终导致了辽朝的覆亡。

辽朝实行四时捺钵制度（详见第二章第一节），每年初春，辽主往往至东北凿冰钓鱼，纵鹰鹘搏击天鹅，以此取乐。届时，女真诸部酋长尽来贡献方物，辽廷设宴犒劳，席间例使诸酋歌舞助兴。天庆二年（1112），天祚帝在宁江州（今吉林扶余）境内的混同江（今松花江）钓鱼，来的女真酋长中有一位完颜阿骨打。此人桀骜不驯，不愿为辽主献舞，“端立正视，辞以不能”。天祚欲杀之以除后患，为大臣谏止。

天庆三年（1113），阿骨打接替病故的兄长乌雅束出任女真诸部联盟长一职，次年即起兵反辽，攻陷了疏于防范的宁江州。宁江州失陷后，辽朝调遣兵马，驻扎在与宁江州一水之隔的出河店，主帅萧嗣先却依然麻痹大意，被阿骨打偷袭成功，遂率先逃遁，辽朝部队溃不成军。由于萧嗣先乃当朝重臣萧奉先之弟，为替嗣先开脱，奉先奏请天祚肆赦；理由是东征溃军四散，若不肆赦，恐啸聚山林，图谋不轨。天祚听从其计，赦免了边军将领，嗣先仅免官而已。此举使辽军官兵认识到“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从此军无斗志，遇敌辄溃逃。

宁江州、出河店二战告捷后，阿骨打于天庆五年（1115）元旦称帝，国号大金。建国后，阿骨打率军直指东北重镇黄龙府。而天祚则依旧盲目自大，迟至是年八月才“罢猎”，赶赴军中，重新部署对女真的战争。但在契丹援军到来之前，金军在阿骨打带领下已于九月攻陷了黄龙府。至此，天祚方如梦初醒，极为震惊，调集了号称七十万之众亲征。就在辽金即将展开历史性决战之前，辽朝前线总指挥之一耶律章奴从前线诱胁将卒三百余人返回上京，散布谣言，称天祚大军为女真所败，试图废黜天祚，改立兴宗之孙、天祚帝之堂叔耶律淳。不过，耶律淳拒绝与章奴合作，天祚亦拥军西还，在这种情况下，章奴独自起事，很快就失败了。天祚虽镇压了耶律章奴之叛乱，但却因此给了阿骨打可乘之机。辽朝七十万大军西还时，两万金军紧紧追赶，最终击溃了辽军。天祚虽得以逃命，但此后辽朝的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天庆六年（1116），东京亦被金人占据，整个东北落入女真之手。次年，正当辽朝节节败退之际，由于辽朝屡屡征召其统治的华北境内的农民征讨女真，以致民不聊生，又爆发了汉族农民起事的动乱。正当危机日益加深之时，辽廷又爆发了一次严重的自相残杀，导致重要将领耶律余睹降金。

耶律余睹是辽朝宗室，又是天祚帝文妃的妹夫。文妃生晋王敖卢斡，在天祚诸子中最贤，朝廷内外威望最高。天祚另有元妃，生秦王。萧奉先乃元妃之兄，深恐秦王不得立为太子，视晋王及余睹为眼中钉。保大元年（1121），萧奉先授意其下属诬告耶律余睹与驸马萧昱谋立晋王为帝。天祚不辨青红皂白，相信所谓废立阴谋实有其事，立即下令处死萧昱，赐文妃自尽，只是未忍加诛亲生儿子晋王。事变发生时，余睹正在抗金前线，听闻此事，惧不能自明，遂投降了金朝。

保大二年（1122），金军攻占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天祚帝仓皇出逃，最终在金军步步紧逼下，仅带着少数随从遁入夹山（在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西北）。至此，除华北北部外，辽朝统治的核心地区都落入了金人之手。

天祚出逃时，镇守南京析津府（今北京）的是耶律淳。是年三月，南京的蕃汉臣僚遂共立耶律淳为帝，试图重振辽朝。耶律淳的处境极为艰难，不仅需要抵御女真在北边的不断侵逼，同时还要对付南边宋人的进攻。此外，天祚尚在夹山，听闻耶律淳自立后，亦扬言要召集人马，攻打南京。处于如此险象环生的境地，耶律淳无奈之中决意“称藩南朝”，向宋朝求和。耶律淳手下的大将萧干与耶律大石坚决反对向宋朝称臣，求和并无结果。是年六月，耶律淳在内外交困中病死。耶律淳死后，小朝廷分崩离析，南京很快为金军攻占，耶律淳之妻德妃萧氏与耶律大石等出逃，投奔天祚。

天祚在走投无路之时，遇耶律大石率兵来归，加之又得阴山鞑靼支持，自谓天助，不自量力，谋出兵收复燕云。大石苦谏不听，遂于保大四年（1124）脱离天祚，自立为王。次年二月，众叛亲离的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被金军俘获，辽亡。

本文摘编自《辽夏金元史：冲突与交融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