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人类学中的

“不确定性”

塔拉斯坎文明在前哥伦布时期曾统治墨西哥西部，并建立了一个可与阿兹特克帝国匹敌的强大帝国。现今的塔拉斯坎地区的北部山地是多方言地带， 不同方言所在的村庄存在一定的地理隔绝和族外婚姻交流，而整个塔拉斯坎地区与主流西班牙语文化区亦有各种抗争和融合等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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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前去世的前芝加哥大学语言人类学教授保罗·弗里德里希（Paul Friedrich）不仅留下了等身的著作、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几乎个个是奇人的弟子们，还有不少奇闻逸事。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他在开车从学校回乡间的家的路上，被警察拦下。警察见是一位英俊儒雅的学者（弗里德里希教授高大英挺，一向以高颜值闻名），车里堆满了书，便十分礼貌地说：“先生，抱歉打扰了，但是开车的时候是不能看书的。” 保罗用异常真诚又极端惊讶的语气对警察说：“可是，我读的是诗啊！”

这个认为生命中任何时刻都应该读诗的人，在语言人类学领域创下了研究诗学和“不确定性”言语研究的范式。

01.

个体想象力的创造


芝加哥大学语言人类学教授保罗·弗里德里希。

那什么是“不确定性”言语呢？保罗援引过一个有趣的医学概念“视差”（parallax，指从不同位置看同一个物体，所见其所处的空间感有所不同）来解释这个概念，进而对他涉入最深的两个研究传统进行反思和推进：一是对于19一20世纪社会学有重要影响的语言相对性（Language Relativity）研究传统；二是扎根于北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实地语言人类学研究传统。保罗的研究范围广泛，从北美原住民语言的实地田野调查，跨越到古希腊诗学、古代中国诗学、19一20 世纪俄国诗歌传统的研究，他还涉猎基于隐喻与转喻的政治语言的经济学影响等领域。即便在群星璀璨的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他也是以博学闻名的。他的研究主题看似分散，却贯穿着统一的主题，可以简要概括为：在语言人类学研究中加入对个体想象力的考虑，同时考虑深受文化传统限制的个体或群体语言（语言风格）对于个体想象力的塑造。

这里先举一个比较好懂的例子吧。保罗有一个长期的田野调查地点，在20多年里，他（在那里）收集了大量的语言学（语用学）研究数据，以此对“言语共同体”（speech community，指基于相互理解的交流形成的群体，通常交流中使用多种语言而没有单一优势语言）概念自带的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他的样地在现今墨西哥西北部的塔拉斯坎（Tarascan）地区，这个地区的北部山地是多方言地带，不同方言所在的村庄存在一定的地理隔绝和族外婚姻交流，而整个塔拉斯坎地区与主流西班牙语文化区亦有各种抗争和融合等相互影响。因此他采访的每个个体都是多语（multi-lingual）使用者，无论从亲缘关系还是所在地域来看，每个个体都不止拥有一种语言意识形态（language ideology）。比如说，一个在A村庄的男孩有可能拥护A地方言，但如果他父亲是从B地过来的，那么他可能拥护B地方言，他也可能拥护从C地嫁过来的母亲所代表的C地方言，或其祖父拥护的D地方言。从保罗的数据上看，真实情况是每个个体都在使用各自家庭通用语（一个家庭中来自ABCD各地的成员最终要选择其中一种方言作为家庭通用语）的同时，混入各种差异很大的语汇。这个个体最终拥护哪一种方言或使用哪一种（几种）方言中的词语进行对话和创作却完全凭自身的想象。研究做到这里便能发现，不仅早期建立塔拉斯坎语字典的努力显得如此不符合实际，甚至此后的研究者把不同村庄的方言作为研究单元，亦会在混合程度各异的混合语使用者面前产生具体分析上的困难。保罗由此提出了把个体想象力（他定义为“个体的知识、认知与感知的整合”）纳入分析框架的设想。

世界博览

02.

诗歌：从秩序到混沌

回到保罗对语言相对性研究传统的推进。他认为诗歌（或诗意语段）是整合语言的音乐性和神话（具体的神话故事和社会群体的心灵史）最重要的现象。他的研究很大程度是基于对俄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诗学的诠释。雅各布森非常重视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语言结构中提出的联想和句段的二分模式，他把这一典型的二元对立用于诗歌研究，发展出选择轴（selection）和组合轴（combination）的对立，或者说隐喻（metaphor）和转喻（metonymy）的对立，并将它们视为人类语言最基本的两种运作方式。选择的过程是隐喻的，一符号被另—符号替代，基于二者具有相似性或相异性、同义性或反义性的对等原则（equivalence），比如“凶猛”与“雄鹰”相似。组合的过程是转喻的，一符号与另一符号相邻近，基于二者具有连续线性的毗邻原则（contiguity），比如从组成部分讲“翅膀”与“雄鹰”相邻近，从空间距离讲“天空”与“雄鹰”相邻近。

如果说在一般规范语言中，我们根据对等原则在选择轴里选出符号，然后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来传达思想，那么诗学语言与一般规范语言的运作方式有很大不同，它不是普通句法，而是一种建设性的构造。在诗歌中，我们不仅在隐喻的选择轴上要注意对等原则，而且在转喻的组合轴上如语音、节奏、句法等方面也要注意对等原则，从而在隐喻和转喻双轴上形成相似、对称、平行等显著关系。这就是雅各布森作出的说明：“诗学功能把对等原则从选择轴上投射到组合轴上。对等被提升为句段的构成方法……一旦诗歌将语音的对等投射到句段层面，那么语音的对等不可避免地造成语义的对等，并导致语义上的歧义和含混。“附加在毗邻性上的相似性赋予诗歌以象征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实质……在诗歌中，由于相似性被投射到毗邻性上，致使一切转喻都带有些许隐喻特征，而一切隐喻也同样带有几分转喻色彩。”

保罗在总结以上对诗歌语言的思考时说：“含混性（ambiguity）是一切以自身为中心的讯息不可剥夺的内在属性，简而言之它是诗歌的必然特征。” 论述诗歌语言的不确定性时，保罗解释了从视觉到听觉，经由心理层面投射的一个维度。这个视觉层面衔接的是神话及仪式实现的途径，其投射在语音层面则是诗歌实现的途径。

我们来看看保罗是怎样用十四行诗为例子阐述诗歌语言的不确定性的。他简述了十四行诗起源和传播的历史，然后告诉我们在各段具体的历史时期和文化环境中，十四行诗作为一种框架容纳从宗教诗歌、宫廷诗歌到世俗小曲、口头风格等各种形式。而无论创作主题为何，成形的诗篇都以其特殊的音律和句式把这些具体创作变为符合人们想象的“诗歌”。这种想象力是由十四行诗的语言形式塑造的，所以随着不同时代的心灵对这种语言形式的不同认知，十四行诗的诗歌语言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意义必然会发生改变。比如，当十四行诗在15世纪早期传入伊比利亚半岛时，“黄金世纪”（西班牙古典文学的黄金时期）的诗人或以其反映内心世界，或以其呈现瑰丽的辞藻形式，皆是时代精神的投射；然而在当今的英国和美国，十四行诗是作为某种古典传统文体的典范被认识和教授的，即便其生命力和魅力依旧，所承载的意义已有很大转变。

对应于十四行诗传统的研究，保罗反方向列举了另一项研究素材：梦境，阐述被认为是偶然和混乱的语言形式——梦境语言——如何规律地反应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

以上稍举了几项保罗·弗里德里希教授盛年时期的研究，他系统地反思了语言人类学研究中偏重语言的“认知-指向性”（cognitive-referential）的传统，认为语言相对性研究过于偏重这一传统，而对语言的诗学功能和诗歌语言的意义考虑不足。在保罗的想象中，语言是从秩序至混沌的连续体，其混乱的一端往往指向个体想象力和语言发展所需的创造性，这些在语言学家们寻觅秩序和规则的研究中往往被忽略。在诗歌研究中，这种倾向则具体体现为忽略诗歌语言的不确定性和独具的含混性。

我与保罗从未见面，但我们有过一些手写书信交流（他不使用电子邮件）。当我把300多页的博士论文打印出来寄给他后，他在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我看完了你的论文，很为你的博学感到欣慰。真希望能和你好好聊聊，可惜我的生命已经快要走到尽头。” 随信附上了他诗集的中文译本，书名为《金翅雀的一瞬》。

文字：彭李菁

责任编辑：刘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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